本文转自：人民日报海外版

　　陈可非

　　《锦年》（中国工人出版社）以江阳机电厂为叙事原点，横跨数十年，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，彰显他们的初心坚守。创作这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，看起来似乎是个偶然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涉及过有关工业的内容，对工业、工厂和工人知之甚少。

　　我出生于农村，18岁参军入伍，人生最美好的时期，都是在军营度过的。几十年来，我从基层的新闻报道员到报社记者、编辑，最后又到部队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，似乎所有的日常都与军队这座大熔炉密切相关，我所经历的和记录的，都是与军人血肉相连的生活。那戈壁高原的开阔，那雪山莽林的深邃，那山中阵地的神秘，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、孩子，他们的某个微笑或忧伤，都会让我心生感动。这一切都是我最熟悉的，也是我最热爱的。文学创作要考虑受众，受众不同决定了作者创作方向的不同。而我的想法十分单纯，就是想写一点基层官兵喜爱看的作品。于是，我的创作完全浸泡在这个舒适区内，虽然未能写出什么惊人之作，但也收获了诸多喜悦。

　　几十年岁月匆匆，我没想到，临近退休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一群与我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，他们成天跟机床打交道，跟焊枪打交道，跟钳子、扳手打交道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。他们那种不同的生活让我心中顿生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好奇，甚至产生了想写写这个群体的想法。然而，我对他们的生活知之甚少。

　　好在我的妻子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，我的岳父岳母就曾在一个国营大厂做工。那里是一个我陌生而熟悉的存在。陌生的是对那里的生产运行丝毫不知，只看见所有人都很忙碌，却又忙碌得按部就班。而熟悉的是，我亲眼见到这个庞大“家庭”在几十年里经历的无数兴衰与更迭，以及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。也正是这些，为我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工厂、工人的窗口，从而也奠定了我对中国工厂、工人的情感底色。

　　我一直认为，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，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过程。可现在，我将进入一段我所不熟悉的生活，如何才能获得创作和想象的自由呢？我不能确定。但我知道，首先得用真心真诚地去感受，得热烈而赤诚地去爱。

　　于是，我走出创作舒适区，进入到工业题材这个陌生领域，虽然内心忐忑不安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我一脚踏进这个陌生领域，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场景，听到了新奇、别样的故事，突然发现，这些场景和故事顿时将我的文学想象引入另一条河流，而且是一条通往大海的河流，它彻底拓宽了我以往的经验，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空，让我的想象在这片天空里自由翱翔起来。

　　军营和工厂本身有着极大的差异。起初我担心，这种差异会像沟壑一样阻隔我惯常的创作构想。而恰恰相反的是，这种差异性创作体验，不仅没有束缚我的想象，反而给我带来莫大的新奇感。如今，中国制造在世界大放异彩。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努力，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为工业制造大国，并不断向工业强国迈进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当你走进一个个偌大的车间，当你面对庞大的现代化生产设备，你才能体会到这一点。

　　这种扑面而来的工业热潮，像长河巨浪，冲击着每一个人，影响着每一个人，感召着每一个人，改变着每一个人，作家当然也不能例外。正是这种直面的撞击，迫使我一头扎进这片工业潮水中，回望、追寻几十年来中国工人走过的历程，以及他们的挣扎、泪水、成功和欢笑。这种时代工业的发展大潮，也成为我认真、坚定地完成这部作品的原动力。

　　正是有了差异性的创作体验，遭遇了时代工业的直面撞击，我捕捉到了灵感，从一个小国营工厂出发，完成了对中国工业几十年来发展的追溯与回望。这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芒、却又平凡的英雄群体，我没法不敬仰他们，我愿意跟他们一起欢笑、一起流泪。我要写这种人性的光芒。当我想到此时，一群人物便从工厂的各个角落走了出来，他们带着历史的烙印，带着不同的个性，带着中国工人特有的气质，来到了我的眼前。我要书写的正是他们。

　　如今的中国，真正的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到来，如果工业文学仍处于某种观望和等待之中，显然就是文学落后于现实了。文学其实是不需要区分为某某文学的，文学是写作者对世界的想象和看法。文学毕竟是写人的，只要回到了人的本位中，无论什么文学，同样都会打动人心。如果非要区分不可，那么，工业文学同样是写作者对世界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，工业文学显得更加亟需和迫切。在这个蓬勃的工业文明时代，工业文学理应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之一。

　　当然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，如同工业产品的革新一样，需要在尝试中历经无数失败才能获得成功。文学没有弯道超车，只能一步步地探索前行。能在长篇小说《锦年》创作中，对工业文学做一点粗浅的尝试和探索，无论成功与否，我都深以为幸。

　　（作者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）